服装代工巨头申洲国际:价值链30年攀登,跨过一道又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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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荣,申洲国际董事长。 (视觉中国/图)

一年零五个月过去了,中国最大的运动服装代工厂神舟国际(2313.HK)的股价从最高峰——从2021年每股204港元的峰值暴跌至2022年10月21日。每日 56.60 港元/股创四年新低。 市值缩水逾三分之二至不足900亿港元。

作为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彪马等品牌的代工厂,申洲国际一度成为资本争夺的目标。 2005年上市后,神舟国际市值超过了中国两大运动品牌李宁和安踏。

20世纪80年代末,申洲国际董事长马建荣的父亲从上海来到宁波创业。 几年后,马建荣接过衣钵,不到20年就建成了中国最大的运动服装代工厂。 申洲国际崛起的秘诀在于,它不仅仅局限于微利的代工业务,而是不断向上游产业链延伸。 近五年,申洲国际平均净利润率达到21.54%。

在胡润百富榜上,马建荣家族一直是宁波首富。 2021年,宁波将在全国城市GDP排名中位列第12位。 在拥有130多家上市公司的宁波,占据首富位置并不容易。

但2021年,申洲国际突然显露出疲态,全年净利润率为14.14%,同比下降7.93%,为2008年以来最低。

这家运动服饰代工巨头遇到了什么坎?

感觉“少了一点生机”

2022年国庆节,吴岭和同事们难得放了六天假期。 他已在神舟国际安徽安庆工厂工作四年多了。 这是他仅次于春节的长假。 “以前,国庆假期最多还有三天。”

在宁波神舟国际总部,不少员工也感觉“工作少了”。

如果不靠近厂房,你很难感受到申洲国际在宁波的存在。 它没有商店,也没有广告。 相比之下,雅戈尔、杉杉、罗蒙、太平鸟等本土品牌则拥有大量线下门店或广告牌。

即使在网上,申洲国际也十分低调。 在此前的年报中,申洲国际将该公司介绍为“中国最大的垂直一体化针织制造商”。 如今,官网将其淡化为“中国规模较大的垂直一体化针织制造商”。 不过底部的英文介绍没有变化,依然是介绍为“The Largest…in China”。

从宁波市中心驾车20至30公里即可到达位于工业区的神舟国际总部。 电瓶车是最方便的通勤工具。 公司一侧已搭起数百米长的雨棚,电瓶车停满。 厂房并不连在一起,而是分散在总部周围。

下午五点左右,穿着工作服的员工走出工厂,乘坐电瓶车返回宿舍。 多位申洲国际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2年8月,他们第一次整个月没有加班,还有周末。

“我在这里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没有加过班,哪怕是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一位2007年进厂的老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感慨。

在神州国际工作,加班时间一般为下午6:00至晚上8:00。 不加班就是拿不到每天两个小时的加班费,大概是40元左右。 按每月工作26天计算,你将损失1000元左右的工资。

黄阿姨的面馆就在神州国际对面,十块钱就能吃一碗牛肉面。 大多数顾客是附近工厂的工人。 问起生意,黄阿姨一边收拾一边摇头,“以前对面的大工厂常年招工人,现在已经停了。” 旁边吃面的老顾客也纷纷放下筷子,附和道。

假期变长、加班减少、招聘暂停,核心原因是下游品牌订单减少。 2021年年报显示,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彪马四大客户占申洲国际全年营收的84%。

作为申洲国际的两大客户,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库存正在快速上升。

耐克最新公布的2023财年第一季度(2022年6月-8月)财报显示,库存同比增长44%至9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93亿元)。 在2022年第二季度财报中,阿迪达斯披露,公司库存增长35%至54.8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80亿元)。

申洲国际2021年年报显示,出口占销售额近70%。 绑定顶级客户形成的规模优势,成为申洲国际在经济低迷时期的软肋。

从休闲装到运动装

申洲国际成立之初,专注于代工休闲服装,而非运动服装。

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宁波北仑区政府准备成立宁波神洲织造有限公司,并邀请了时任上海纺织二十公司副厂长的马宝兴(马建荣的父亲)当时的工厂,是管理团队。 马宝兴一家来自纺织重镇绍兴柯桥。

与柯桥相比,宁波早期的纺织业略显逊色。 但对于以出口业务为主的神州公司来说,宁波交通便利,海上运输也较为发达。 当初,神舟公司选择切入面料较少、生产较容易的婴儿、童装市场,并出口日本。

马建荣在纪录片中提到,1993年,神舟公司从日本进口了一批当时最高水平的缝纫机,提高了效率和产量,并逐渐在日本市场上名声大噪。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开始席卷东亚大部分地区,国际贸易形势不明朗。 今年,马建荣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公司的管理权。 在马建荣眼中,1997年也是公司发展的转折点,遇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机遇”——成为优衣库的代工厂。

此前,优衣库创始人刘景正与马建荣有过交集。 曾在早稻田大学任教的田中信彦经常作为柳井正的私人高级顾问出席活动。 2018年,一群中国商人到日本考察时,他向大家讲述了柳井正在中国寻找铸造厂的故事。

田中信彦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柳井正来到中国,与铸造厂老板谈论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人会忽视他。 1993年,马建荣与刘景正相识,“当时100人中,只有一个人认为刘景正要么是精神病,要么是马建荣”。

马建荣在纪录片中回忆,1997年,他们接到优衣库超过30万件的订单,相当于公司两个月的缝纫产量。 然而,马建荣想尽一切办法,不到一个月就交货了。 ,对方对质量非常满意。 申洲国际顺势成为优衣库供应商。

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加上优衣库的大量订单,申洲国际于2005年登陆港股市场。财务报告显示,到2004年,申洲国际90%的产品是休闲服装。 市场方面,日本占该公司销售额的89%。

上市后,申洲国际开始加快运动服饰代工。 2011年,其运动服销售额占比超过休闲服。 耐克已经取代优衣库成为申洲国际第一大客户,日本市场的销售份额也在快速下降。

“2003年,美国运动品牌Rousseau的一位客人来访,虽然一开始生意不大,但为耐克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客户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马建荣在纪录片中介绍。 同年,马建荣在美国的一次服装峰会上与耐克会面并进行了洽谈。

两年后,申洲国际正式成为耐克的服装代工,并相继拿下阿迪达斯、彪马的服装代工订单。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中国运动服饰消费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阶段。

“申洲国际当时是上市公司,有优衣库做后盾,和耐克是一样的针织面料,所以在生产工艺上不需要做太大改变。” 黄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黄海在申洲国际工作了两年多,负责与耐克的对接。

在转向运动服装加工的过程中,申洲国际与优衣库之间的裂痕逐渐显现。

日本记者横田益子对优衣库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 2010年他还参观了神州国际等中国代工厂,最终写出了《优衣库很道》一书。

横田增生在书中透露了一个细节。 当他来到申洲国际采访时,一名业务员向他抱怨,五年来,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大幅上涨,但优衣库的进货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下跌。 向上。 “优衣库在设定订单价格时,首先会确定某种产品在日本的理想销售价格,然后想办法制作出符合这个价格的衣服。” 该销售员向横田正树解释道,“与优衣库不同,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时,耐克等欧美企业就会相应提高采购价格。”

与优衣库合作模式一样,申洲国际为耐克、阿迪达斯、彪马设立了专门的生产工厂,增加了品牌与代工厂的依赖度。 据黄海介绍,耐克将派业务人员进驻工厂,同时美国方面也会前来提供开发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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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国际宁波总部。 其加工厂位于浙江宁波、安徽安庆、柬埔寨、越南。 (南方周末记者吴超/摄)

“一件衣服的毛利3%,很厉害了”

小到几个人架设机器组成作坊,大到几万人的流水线工厂,都是在做服装加工。 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总有人盯着市场上的优质订单。

“一件服装的毛利润是3%,这是非常可观的了。如果是纯贴牌生产(OEM),毛利润甚至不到1%。” 杨雪解释道。 她是另一家驻越南河内的中国服装厂的经理。

服装贴牌行业规模优势明显。 如果一个款式的订单足够多,员工就会更加熟练,效率就会提高。 即使是微薄的利润,也是一个以量取胜的过程。

申洲国际的优势在于,一个款式就能拿到足够的订单,几十万甚至几十万件。 “国内品牌通常单一款式就有上千件,如果换一个款式,效率就会降低。” 黄海解释道。

一位在申洲国际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手里做的一条运动裤的订单就有几十万件。 即使是平时的订单,同款式有1万多件也很正常。

在接到大量相同款式的订单后,无论是一个月内完成工作还是半个月内完成交货,都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利润。 为了提高服装制作效率,申洲国际开始大力投资生产设备。

过去十年,申洲国际购买生产设备占资本支出(购买厂房、设备、土地等长期资产)的比例最低,为34%。 2011年至2015年,申洲国际累计投资20亿元人民币购买新设备。

此后,申洲国际不断加大设备投资,仅2016年就支出11.25亿。 近五年来,申洲国际累计花费46亿元购买生产设备。

陈伟2014年进入申洲国际时,主要做运动裤。 一个团有20多人。 如果技术不熟练,一个小组一天只能做600件。 上手后,一天可以制作1000多件。

起初,陈伟累了,就会去找人聊天。 后来,公司安装了悬挂流水系统,物料将通过传输轨道自动输送到每个员工的工位。 一旦离开时间较长,工作站上的资料就会堆积如山。 “上厕所压力很大,如果你上不完,后面的人就没工作了,他就会来催你。”

“如果订单量太大,几十万、几十万的订单,他们就会分成几组,互相竞争,看谁做得更快。” 据陈伟回忆,现在一个团有五十人左右,而且人数增加了一倍,产量也增加了好几倍。 一个小组一天可以生产三四千件。

根据年报数据,南方周末记者测算了申洲国际员工人均年服装产量。 2012年至2015年,员工年均服装产量保持在4100件左右。 2016年以来,服装制作效率快速提升,到2019年已增至5000件。

从 OEM 到联合设计

在全球价值链中,OEM(纯贴牌生产)处于最底层,只有薄利多销才能谋生。 因此,服装OEM企业有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愿望,但转向ODM(委托OEM厂商设计面料),需要企业有更强的实力和更多的研发投入。

申洲国际是少数成功转型ODM的代工企业之一。 据《第一财经》报道,2012年,耐克推出了针织跑鞋Flyknit Racer,需要主机厂为其生产高科技Flyknit鞋面。 很多供应商选择放弃,但申洲国际却斥巨资为耐克采购。 一批新型专用设备用于其生产。

据申洲国际官网介绍,该公司从面料织造、染整到裁剪的所有生产工序都集中在同一工业区,以降低成本。

“比如面料供应商的利润是10个点,如果自己做的话,就变成了整个集团的利润。向上游延伸,尽可能降低各个生产环节的成本,从而提高利润。” 广东某大型服装企业高管潘源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但如果下游订单不能保持稳定,过长的产业链就会成为负担,风险就会加大。

有人曾将申洲国际比作“卖水者”。 19世纪美国淘金热期间,沿途卖水的人们积累的财富比大多数淘金者还要多。 在服装行业,“卖水者”是代工厂,而“淘金者”则是大大小小的品牌商。 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营销和推广成本,但失败率非常高。

鲜为人知的是,申洲国际也最终踏上了“淘金热”,从ODM到自创品牌,可以说是一次更加惊心动魄的飞跃。 遗憾的是,申洲国际以失败告终。

自2011年起,申洲国际旗下自主品牌MAXWIN陆续在宁波、上海、苏州等地开设数十家线下门店,主打休闲服饰。

陈伟曾经负责加工马伟的衣服。 在他看来,“马威的品控比平时的Puma更严格,必须使用特殊的螺纹,如果用了其他螺纹,必须拆掉重新启动才能通过”。

更高的生产质量并没有给马尾带来光明的前景,反而充满了波折。 2016年,申洲国际宣布将马尾49%的股权以超过77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网易香港。 但一年后,网易香港选择退出。 到了2019年,马尾开始陆续关店。

“突然之间,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所有的商店都被清空并关闭了,整个公司也消失了。” 一位曾在马尾店担任店长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关店是母公司高层的决定,马伟不能做决定。” 另一位在马伟总部负责行政工作的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员工要么被调到神州国际,要么辞职。”

关店潮一度让消费者去商场排队购买,人们也在问为什么商店突然关门了? 当时有消息称,由于马薇是优衣库的竞品,优衣库向申洲国际施压要求关店,但马薇相关负责人回复媒体时,并未对此做出回应。 。

上述马尾两名前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该店的关闭确实与来自优衣库的压力有关,因为马尾已经成为优衣库的直接竞争对手。

布局东南亚降低生产成本

2005年上市后,申洲国际开始布局海外工厂。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产业转移就是寻找最具成本效益的地区,实现利润最大化。 但当年,中国服装出口企业布局海外的重要原因是因为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纺织品出口配额。

1973年,世贸组织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主持了涉及40多个国家的贸易谈判,最终达成了《多种纤维协议》。 核心内容是发达国家要求限制发展中国家向该国出口纺织品的种类和数量。 第二年生效,有效期四年。 此后,该协议已多次延期。

1995年,各国达成新协议,分阶段放宽纺织品配额,并计划于2005年废除这一制度。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欧盟开始对柬埔寨等极度欠发达国家实施优惠贸易政策。 除武器以外的商品进入欧盟享受免税、免配额优惠。 此外,美国还放宽了对此类国家的配额限制。 中国不在其中。

2005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废除后,欧盟延长了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配额的期限。 同年,申洲国际选择在柬埔寨布局工厂。 作为服装出口企业,这意味着无论是面对欧盟还是美国市场,都将拥有更加优惠的贸易政策。

2008年以后,纺织品出口配额制度结束,但服装代工厂向东南亚转移已成为趋势。

耐克、阿迪达斯等公司作为无晶圆厂制造商的代表,通过OEM模式进行生产。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耐克等品牌的代工工厂不断在全球产业链中迁移,寻找低价值的劳动力。 几十年来,它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转移到了今天的东南亚。

目前,申洲国际的加工厂分布在浙江宁波、安徽安庆、柬埔寨、越南等地。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8月,越南前8个月纺织品出口额达260亿美元(约合187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对越南出口增长的贡献仅次于机械设备和备件。 ,居所有出口商品第二位。

2016年,申洲国际越南新工厂建成后,公司希望有更多员工前往越南工厂担任管理团队,但大家的意愿并不高。 当时公司在宁波建房子,第一批去的人买房有优惠。 “后来大家都想去,因为工资好。” 曾在神州国际总部工作6年多的陈伟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据申洲国际年报显示,2021年,越南和柬埔寨两家工厂的员工人数将首次超过中国大陆,达到4.8万人。 此外,公司还在越南建立了面料加工厂,以降低原材料运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然而,大量投资的到来正逐渐推高越南劳动力价格。 “当地电子厂很多,培训周期短,工作比较轻松,更受欢迎。服装厂招工困难,工人经常罢工,每年都要调整工资10%左右”杨雪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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