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房”骗局曝光五年后——
他们的房子还没有“定下来”
骗局被揭穿后，仍然是一场漫长的斗争。 在一场“老人房”骗局中，李桂芳的房子被秘密转让。 骗子被抓获后，她花了八年时间，打了五次官司，才拿回了房子。 由于骗子设下“一套”抵押房产，74岁的李桂芳最终不得不独自承担189万元的银行贷款，直到今年9月，她才拿回了房产证上面印有抵押信息。
而在这场欺骗和随之而来的漫长拖累中，北京另一位70多岁的老人吴涛最终失去了对市值超过500万元房产的控制权。
受害人王栋夫妇直到去世都不愿返回北京海淀黄庄的家。 它以高价学区房闻名，大部分售价在每平方米10万元以上。 这套72.9平米的房子在网上签约总价1000元，五年前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不法分子打着国家政策的旗号，制造‘养老恐慌’，利用部分老年人理财意识差的特点，设下恶意图谋。” 特别行动新闻发布会。
据法院判决，吴涛参与了这起“老人房”诈骗案，共有51名老人被骗。 近日，记者联系17名受害人或其家属发现，自2017年该骗局被媒体披露以来，多数家庭仍深陷后续财产追回的泥潭：3套房屋处于查封、拍卖、执行状态， 5户自筹还款，5户提起诉讼，1户声称房屋被小贷公司“占用”，3户报案后收到收据。
不止一位老人经历过“强制清房”。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看到追债人把房子砸坏，始终不敢出门。 直到2020年接受核酸检测时，他两年多来第一次走出家门。
另一位身患癌症的老人，将唯一的房产转移到了别人的名下。 他只能租住这间不属于自己的房子，每月向房子的新主人支付6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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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的房子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买的一栋酒店。 在落入骗局之前，他在那里住了近30年。 该房子目前处于抵押状态——2015年，王栋夫妇将房产抵押获得200万元，然后投资于贷款人介绍的理财项目。 在“老人房”骗局中，这就是他们陷入泥潭的第一步。
现在看来，这个骗局并不复杂。 官方通报中，仅用半段文字概括：不法分子引诱老人抵押自己的房产获取资金，用于购买其公司的理财产品，导致老人“钱丢了两套房子”。
老人通过不同渠道，将房屋抵押所得的钱“投资”给了一位名叫光彦斌的男子。 他是欺骗的一部分。 2018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光彦斌无期徒刑。 今年8月4日，该案新增3名被害人，光彦斌又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截至目前，涉案总金额已超过8000万元，其中一宗涉案金额超过1237万元。
光彦斌虽然被判刑，但老人的房产却很难收回。 诉讼期间，几位受害人的律师试图一举解决本案的“谈房”问题，并力求查明广彦斌与小贷公司串通骗局，从而追究法律责任。小额贷款公司成员确认，骗局中老人签订的相关合同无效。
“光彦斌骗走了老人的钱，房子却被小额贷款公司收走了。” 一位参与办案的律师告诉记者，可以肯定地说，光彦斌的犯罪行为只是骗局的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并不能涵盖整个骗局。
相关司法部门根据司法实践，总结出台了这种“防老”诈骗操作套路：不法分子以“房子在家没用”等字眼，诱骗老人签署房产抵押担保， “不拖延自住或出租”的贷款合同或相关协议，将抵押房屋获得的资金用于购买其推销的所谓金融产品，然后通过诉讼等方式非法侵占老人的房屋、仲裁、公证等方式。
上述律师解释，当老人表示没钱时，广彦斌托人通过小额贷款公司为他们提供资金。 一个关键主题。
2019年4月9日，《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施行。 明确“常规贷款”。
但在2018年，“套路贷”并不像后来那样被人们所熟知。 代表老年受害人的律师只能参考上海等地的个案。 “光彦斌案”审理过程中，除光彦斌本人外，为老年人提供资金的一方——进行贷款、抵押交易的小额贷款公司成员——大多作为证人出庭。
当时，北京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杰受政府部门委托，带领公益律师团队，为数十名涉案老人提供法律援助。 她表示，“最后的结果非常遗憾”，没有被归类为“常规贷款”，因为没有找到直接证据证明光彦斌主观上与公证人、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提供贷款的律师合谋。服务。 他们是一伙人。”
这是很多代理类似案件的律师提到的困境：一方面是被日常琐事拖得疲惫不堪、家庭破碎的老年受害人；另一方面是受害人。 顾问的日常实施小组。 “对方从一开始就规避了违法风险，或者利用了法律的合同效力。” 一位律师说道。
“光彦斌案”的受害人碎片化为举报人、举报人、原告、被告、被执行人等数十起案件。
吴涛夫妇就是其中的“碎片”之一。 2015年，在小额贷款公司成员的带领下，两位老人分别到公证处、房产中心、银行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将市值超过500万元的房产抵押，将收到的190万元转给光大彦斌等人。
2017年，因儿子吴迪无意中发现了过户单，他们的房子并没有被秘密过户，而是“光彦斌介绍的借款人”申请执行。 因广彦斌受审，执行程序暂时中止。
今年6月的一天，吴涛再次看到单位楼前和自家门口贴着强制空置的告示。 他感觉“一股热浪”从头顶一直传到脚后跟，他扶住墙壁，免得摔倒。
他意识到，困扰他们多年的公证契约和追债噩梦又重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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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涛的噩梦中，对他们家最大的威胁是一张2015年在北京国家公证处签署的公证书。
公证书中，吴涛夫妇和小贷公司带来的借款人季辉均“同意”将还款协议制作成“强制债权文件”。 双方逾期未偿还贷款的，公证书上注明“申请人（债权人）吉辉可以凭本公证及本所出具的《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公证处。”
总之，如果吴涛夫妇到期未还钱，季辉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强行接管房子。
不少老人表示，签字后，他们没有拿到至少两份原件。 直到孩子到相关机构索要，很多老人才知道当初签的“各种表格是什么”。 很多老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去的地方是公证处。
一名老年受害者已经80多岁了，他的孩子长期在外打工。 为了证明他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小贷公司的工作人员将坐轮椅的老人推到医院开具鉴定证明。
当李桂芳做笔记时，民警发现她不识字，只能写自己的名字。 她曾经按照小贷公司工作人员的指示，“填写”了一系列协议和公证书。
吴涛夫妇等几位老年受害人表示，他们“茫然”地按照小贷公司成员的“指示”签字。 最初吸引他们的是免费的毛巾和鸡蛋。 吴涛夫妇退休后，和其他老人一起去保健讲座、保健品演示现场“闲逛”。
2015年，同样活跃于养生讲座的天成邀请吴涛参加“投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老年住房”项目，声称该项目将“发展壮大我国的小商品市场”。电商经济”“没钱别怕，有房子就行”，参与后，你可以坐在家里按月“享受收入”，贷款利息也有由“专业投资老板”支付。
天成郑重警告他们，不要让孩子知道这件事，否则会干扰工程进度，本金也不会退还。
这是养老金欺诈的关键一步。 交易者经常选择没有孩子或孩子不在身边的老年人。 他们还用恐吓言语和潜规则要求老人不要将“项目”传播给其他人。
2015年10月9日，在工商银行海淀区某支行营业厅，借款人吉慧将190万元抵押贷款转让给吴涛的妻子张霞慧。 钱在她的银行卡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了不同的地方。
在同一营业厅柜台前，一家小贷公司的工作人员“强行”向吴涛夫妇索要现金7.6万元作为“首月利息”。
吴涛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借了钱就要还利息呢？” 后来他才知道，这叫“斩息”。 他算了一下，按月利率7.6万元计算，年贷款利率高达48%。
现场另外两人充当介绍人，要求他们换到另一个营业厅提取现金，并给他们作为“介绍费”。 根据介绍人提供的账号，张霞惠将剩余的177万元转给了光彦斌。
仅仅两个月后，吴涛就开始接到小贷公司索要贷款利息的电话。 他发现天成所称的“光彦斌偿还利息”并没有得到履行。
光彦斌被捕后，借款协议和公证书并未终止或撤销。 为了尽快摆脱骗局，他们试图向借款人季辉偿还贷款和利息，但对方拒绝。 贷款协议和还款协议均未载明还款所需的银行账户、转账地址等有效信息。 直到今年6月，收到法院发来的执行裁定书后，吴涛的家人联系法院，希望帮他预约借款人。
中国志愿者协会法律服务志愿者委员会“老年人维权志愿者使者”、北京京本律师事务所主任吴涛的代理律师连大友认为，对方的目的是非法侵占房产从房产开始，整个过程就符合“常规贷款”。 构成要素。
已经生效的公证书，在后来的诸多民事维权和司法裁决案件中，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套”。
记者联系到的10余名受害者中，只有王栋的家人成功撤销了委托书。 他的儿子发现公证书送达收据上的签名不是父亲手写的，并继续向有关部门举报。
北京国家公证处最终以“双方签订《还款协议》时并未发生借款”为由，撤销了王栋夫妇的公证书。
其他受害人的家属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有的无意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努力——即使委托书被撤销，对方仍然起诉他们偿还钱款或腾出抵押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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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持久战。 一些行动不便或精力有限的受骗老人，在年幼的家庭成员的带领下，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作为被告提起诉讼或应诉。 记者联系到的遇难者家属中，除了两名90后外，其他人也已步入中年。
董旺夫妇去世后，儿子继续打官司。 今年3月，追了五年多房子的儿子突然倒地猝死，留下一堆材料：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举报信、贷款合同、还款协议、公证文件等。王东的儿媳妇王惠继续处理。
王辉今年50岁了。 在之前的人生规划中，她打算和丈夫一起在南方海边长期生活。 她患有严重的季节性过敏症，多年来一直佩戴带空气过滤阀的N95口罩。 吴迪今年42岁。 2019年辞职后，他一边打官司一边照顾父母。 李桂芳的女儿张宇今年刚刚办理了退休手续，她和丈夫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收回财产上。
家属们一点一点拼凑起案件的信息。 他们观察庭审时发现，小额贷款公司的成员在引诱不同的老人陷入骗局时，同一家公司的几名成员以不同的身份出现：贷款人、受托人、利息接受人、购房者（归还者）、房客。卖家、房屋清洁工。 “剧本相似，成员扮演的角色不同。”
王辉找到了4名受害者，其中5人说出了骗局的一小部分——其中不少人与诈骗者有关，主要来自北京一家名为“中领盛源”的投资管理公司。
该公司时任总经理在给办案机构的陈述中表示，该公司主要从事“小额贷款、垫款、办理银行贷款”，法定代表人为杨晓。
在另一起案件中，该公司以1000元的价格出售了另一名老年受害人价值约300万元的房屋。 买家是东王案中充当借款人的公司员工。
为了拼凑这个“小碎片”，王辉等人从10多箱材料中梳理出了公司与受害人的账户交易关系、受害人的借款及公证事宜。 仅关联表就包含了10多个类别。
他们搜集该公司的“犯罪违法线索”，向该公司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警方报案的同时，还以“例行公事”的名义，向有关部门举报了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贷款受害者”的真实姓名。
“敲诈勒索、诈骗、利用暴力低价清理受害人财产、软暴力恐吓、威胁实施套路贷款犯罪、低价将受害人财产据为己有、通过虚假诉讼、软暴力诈骗等方式敲诈勒索财物”。 王辉代表五个家庭在举报信中写道。
这段引起所有受害人关注的“片段”最终胜出：2022年1月21日，中岭盛源公司多名成员实施诈骗，其中一名成员实施诈骗、收取非法债务，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 3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处其5年、6个月至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王慧已经积累了两箱多案件材料，最上面是三人的死亡证明，分别是她的公公、婆婆和丈夫。
王栋陷入骗局一年后，因心源性猝死去世。 2018年12月25日，其妻子接到陌生人电话后表示，准备“取钱还债”。 冬天的夜晚，她倒在街上，再也没有醒来。
王慧患有抑郁症，长期吃药，季节性过敏也越来越严重。 由于担心房子被暴力清理，她和大学刚毕业的儿子在北六环昌平附近租房，继续追房，“我不能把烂摊子留给儿子”。
由于涉案四人的刑事判决书没有提及财产的归属，王辉不得不再次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财产抵押。
今年3月，其丈夫提起行政诉讼，希望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撤销相关抵押登记等事项。 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乞讨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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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芳的追房之路也包含在王辉组的拼图“碎片”中。
李桂芳被侄女拉入骗局。 她记得2014年3月的一天，侄女跪在她面前提出“借房子使用”的要求，并带着她和70多岁的丈夫来到一处办公大厅。 李桂芳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三年后，当新房的主人来要求他们搬出时，她得知这个地方是一个公证处。
2017年，李桂芳的女儿发现自己被骗后，带着她沿着房产大厅、银行营业厅、公证处追查“房子为何没了”。 他们发现，在李桂芳签署的一系列协议中，有两份委托公证书——李桂芳将2014年的房屋出售“委托”给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名叫“崔立成”的人，而此人还曾就职于王辉报道的投资管理公司。
2015年6月1日，崔立成将价值400万元的房屋以270万元转让给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晓。 与此同时，杨晓向建设银行借款189万元买房。
在见到王辉和其他受害者家属之前，李桂芳的案件是“孤立的”。 从表面上看，“借钱——抵押房产——不还钱——丢房子”没有任何违法和合理之处。
“事实上，老夫并没有拿到钱。” 她的女儿张宇告诉记者，家人感觉“一切都不对劲”，但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直到2019年春节，张宇见到了在维权微信群中注明“崔莉案”的王辉，并与另外四名来自不同途径的受害者走到了一起。
2019年6月，这件小事迎来了激动人心的发展：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将李桂芳案立案侦查。
让他们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是，2021年11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下令查封杨晓名下的房屋，并“返还被害人李桂芳”。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带着这个判决，张宇到房产登记中心申请将房子过户到母亲名下，却遭遇了一盆冷水：“判决书没有具体规定如何返还，不交就不能过户。”抵押”——如果他们想拿回房产，就要共同承担银行的抵押贷款。
法院执行机构建议她需要再次提起民事诉讼以解除房屋抵押。
张宇曾向律师寻求帮助，但类似的养老金诈骗案却旷日持久。 不少律师听闻此案后，都不愿意跟进。
他们起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朝阳分局，要求注销抵押登记。 该局在行政声明中表示，有关部门在向杨晓出具相关房产权证时履行了“审慎审查义务”，请求法院驳回李桂芳的诉讼。
张宇在答辩书中看到，该房屋“现已有两份合法有效的查封登记”——据称，杨晓的另一位“债权人”正在追债，并申请查封该房屋。 他们生怕对方又接二连三地发起另一套路，于是申请了“转同转”，“承认”了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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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只能一拖再拖，希望对方不再要求自己还债，或者“住屋子一天就是一天”。 王辉在整理线索时发现了新的受害者。 为了躲避追债，老人已经租到了北京六环外的一个村庄。
今年6月接到强制拆迁通知书时，吴涛父子再次到派出所报案。 他们知道，这只是为了防止房产被拍卖而采取的“公平措施”。
吴涛再次通过司法途径提起刑事申诉。 他要求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依法查清并追回光彦斌转移给他人的4900万余元赃款的下落； 依法追究小额贷款公司成员及其他具体实施人员的刑事责任； 依法妥善处理剩余问题。 目前，案件正处于取证阶段。
他们的代理律师连大友认为，房产“套路贷”受害人众多，参与人员分工明确，多人共同实施，有相对严格固定的组织。 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符合有关规定，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 受害人应加强沟通，收集证据，向有关部门举报，并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司法机关也应该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2021年老年人权益保障十大典型案例时指出，“套路贷”难以杜绝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以房养老”金融骗局。 “老年人”的问题在于，肇事者经常在法律空白或不明确的领域工作。 ，利用老年人的性格特点和紧迫感寻求投融资渠道。
这些老人在退休前，有的在政府部门工作，有的是技术工人、高级知识分子，有的则是精于算计的会计师……无论以前的事业有多好，当他们以后遇到职业骗子的时候，退休后，他们首先会是一个脆弱、容易上当、拥有巨额房地产财富的老人。
吴涛刚接触这个骗局时，对方所描述的投资前景正是他们的心态：两个老人想为唯一的儿子赚点钱。
日常生活、看病、吃药很快就消耗掉了他们的退休金，手头剩下的钱每个月都越来越少。 他们觉得这辈子，除了自己住的房子，自己很少能帮到儿子一家人了——年纪越大，类似的心理暗示就越强烈。
当小贷公司的人要求他们不要把“理财项目”告诉孩子时，他们听从了，沉浸在“赚大钱给孩子一个惊喜”的幻想中。
现实已经支离破碎。 老人们厌倦了应对一波又一波的例行公事和官司，挣扎、放弃，几乎把身边的每个人都拖入泥潭。
“至少他们还住在房子里。” 吴涛夫妇养成了“顺从”的心态。 在儿子发现之前，他们没有报警，也不敢告诉别人。 他们低着头任由讨债人辱骂，准备“扛死”。
和很多老年受害者一样，“即使年纪大了，在孩子面前仍然有父母的尊严和面子”，吴涛说。 直到儿子女儿再三追问，王慧的婆婆才提起签署授权书的事。
“骗子眼里没有‘人’，老人们都是行走的价签，标注的房产价格都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 王辉仔细地讲述了养老金诈骗的危害，希望每一个老人、每一个A家庭都不要上这样的骗局。
2019年底，吴涛的妻子张霞惠全身瘫痪，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失去了很多记忆。 大多数时候，她坐在轮椅上或者沙发上，盯着电视发呆。 偶尔，当她醒着的时候，她会对丈夫和儿子说“逮捕”和“回家”。
今年7月，妻子去世，吴涛陷入无尽的愧疚之中。 与别人交谈时，他常常低下头流泪，自责自己“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错事”。
整理遗物时，吴迪在老人的床垫下发现了一张房产证。 是小额贷款公司的工作人员给老人的，目的是在财产被骗走时，骗老人向孩子们藏匿财产。 他去房产登记大厅确认后，发现这是这次非真实套路中对方唯一送给老人的东西，而且还是假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栋、天成、王辉、张宇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报记者 耿学清
